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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彧 :谈朱熹对邵雍象数易学的发挥演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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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中国风水业协会      作者: 郭彧            2021-03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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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彧    :谈朱熹对邵雍象数易学的发挥演变


内容提要:本文比较了邵雍与朱熹各自象数易学的差异,指出朱熹于《易学启蒙》一书中所引用的“邵雍”象数易学,是经过发挥演变了的,是朱熹自家的“先天之学”。明确区分各是各的“先天之学”,将有益于对两宋道学的进一步研究。

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为纠正“其涉于象数者,又皆牵合附会”而著《易学启蒙》“以示初学”。其“本图书第一”篇易置北宋题刘牧撰《易数钩隐图》(三卷本)卷下所列图书之名,更改原十数之“洛书”为“河图”,原九数之“河图”为“洛书”。其“原卦画第二”篇则引用北宋邵雍《观物外篇》语录二十多条,而对其象数易学进行了充分的发挥演变。因对邵雍“历代皆重其书”、“能明其理者甚鲜”,(1)元明清三代多数学者皆把朱熹对邵雍“先天之学”的“解读”当作邵雍原本意思而转述之,殊不知朱熹为着建立其理学系统,却是对邵雍的象数易学进行了精心地改造与发挥。那么,朱熹究竟对邵雍的象数易学进行了怎样地发挥演变?这就是本文试图要加以阐明的问题。

宋代的象数易学,注重的是“象、数、言、意四者,缺一不可”,(2)象数包括卦象、卦数、易图、易数;言意就是象数之中所反映出的义理(《系辞》曰:“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。”)。邵雍曰:“有意必有言,有言必有象,有象必有数。数立则象生,象生则言用,言用则意显。”(3)又曰《易》有“意象”、“言象”、“数象”,则见其于“象数言意”四者之中,特别注重“象”。所谓“易图”主要是指用卦象构成的图而言,而邵雍的《先天图》就是以卦象构成的一幅“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”(4)的易图。是图“一贞八悔”,以八贞卦构成的方位看,就是邵雍所说的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图。

初版《易学启蒙》九图(今见于《周易本义》卷首),其中列有以黑白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所作之八卦横图(小横图,称《伏羲八卦次序》图)与六十四卦横图(大横图,称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图),又列有以小横图“中分拗转”而成的小圆图(称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图)与以大横图“中分拗转”而成的大圆图(称《伏羲六十卦方位》图)。当袁枢致信朱熹谓大小二横图“黑白之位尤不可晓”之后,朱熹复信说自己作这样的图,虽然与古法不合,但是为了使人容易明白,就以意为之了。并于再版《易学启蒙》中,新出“六横图”(以卦爻原本符号构成的“两仪”、“四象”、“八卦”、“十六卦”(?)、“三十二卦”(?)、“六十四卦”横图),改称《伏羲八卦方位》为《伏羲八卦图》(即邵雍所谓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图),改称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为《伏羲六十四卦图》(即邵雍之《先天图》)。文中所引《观物外篇》语录,皆是围绕此“伏羲四图”而有所取舍。这一点,从《周易本义》卷首图之图说中,谓“伏羲四图,其说皆出邵氏”可知。朱熹不说四图皆出邵氏,而谓其说出于邵氏,则隐含据其说而画图之意。其实,邵伯温谓其父“止有一图”,是指方圆六十四卦构成的《先天图》而言,朱熹改称此图为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),可谓“出于邵氏”。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小圆图是据邵雍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之说而出,所标乾一至坤八之数却不出邵氏。所谓《文王八卦方位》小圆图是据邵雍“震兑横而六卦纵”之说而出。至于《伏羲八卦次序》小横图和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大横图则是朱熹的发明创造,把阴阳爻画“一分为二”之说根本不出于邵氏。

后人对《易学启蒙》一书,有“不刊之书”的美誉。元明清三代阐述象数易学的大量著作,如税与权的《易学启蒙小传》、胡方平的《易学启蒙通释》、熊禾的《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》、胡一桂的《易学启蒙翼传》、张理的《易象图说》、钱义方的《周易图说》、胡广的《周易大全》、韩邦奇的《易学启蒙意见》、钱一本的《象抄》、杨时乔的《周易全书》、金贲亨的《学易记》、方以智的《图象几表》、胡世安的《大易则通》、李光地的《周易折中》、江永的《河洛精蕴》、连斗山的《周易辨画》、德沛的《易图解》、杨方达的《易学图说会通》等等,或以《易学启蒙》为蓝本而注释之,或引《易学启蒙》之图而解说之。至王夫之、黄宗炎、毛奇龄、胡渭、李塨等人,则于书中将朱熹发挥演变的“先天之学”视作邵雍之学而批驳之。一言以蔽之:自朱熹《易学启蒙》问世之后的数百年间,无论研究象数者或批驳象数者,皆有“朱冠邵戴”之误。究其原因,皆是不曾对邵雍原本的学问有过深入地研究,而是一律把朱熹发挥演变了的“先天之学”当作邵雍原本的学问对待之。由此可见,分辨邵、朱“先天之学”的异同,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

一、邵朱象数之不同

1、《先天图》由来之不同

既曰《先天图》“寓卦之生变”,则邵雍所作《先天图》就是一幅由卦变而得之图。邵雍曰:“一变而二,二变而四,三变而八卦成矣。四变而十有六,五变而三十有二,六变则六十四卦备矣。”这是在说《先天图》的卦变。以三画乾为祖,三变而得八卦图:一变乾之上爻得兑;二变乾、兑之中爻得离、震;三变乾、兑、离、震之初爻得巽、坎、艮、坤。围成圆图既是“乾坤纵而六子横”图,亦是《先天图》内贞八卦方位图(八卦小圆图,一般所称“先天八卦图”)。以六画乾为祖,六变而得六十四卦圆图:一变乾一卦之上爻得夬;二变乾、夬二卦之五爻得大有、大壮;三变乾、夬、大有、大壮四卦之四爻得小畜、需、大畜、泰;四变乾至泰八卦之三爻得履、兑、睽、归妹、中孚、节、损、临;五变乾至临十六卦之二爻得同人、革、离、丰、家人、既济、贲、明夷、无妄、随、噬嗑、震、益、屯、颐、复;六变乾至复三十二卦之初爻得姤、大过、鼎、恒、巽、井、蛊、升、讼、困、未济、解、涣、坎、蒙、师、遯、咸、旅、小过、渐、蹇、艮、谦、否、萃、晋、豫、观、比、剥、坤。围成圆图既是《先天图》象天之圆图。《先天图》内象地之方图,则是由“四象相交成十六事”而来:以“天之四象”交于“天之四象”,得方图“天门”十六卦;以“天之四象”交于“地之四象”,得方图“人路”十六卦;以“地之四象”交于“天之四象”,得方图“鬼方”十六卦;以“地之四象”交于“地之四象”,得方图“地户”十六卦。所谓“四象相交”,是以八经卦为“天地八象”,以乾(日)、兑(月)、离(星)、震(辰)为天之四象,以巽(石)、坎(土)、艮(火)、坤(水)为地之四象,八卦相错四变而得六十四卦方图。(5)邵雍以乾卦为祖逆爻序的卦变方法是有序的逻辑卦变,是变卦的“加一倍法”。其实以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为变祖,均可变出其余六十三卦,然而要想得到“乾坤定上下之位”的六十四卦圆图,就必须以乾卦(或坤卦)为变祖。朱熹曾力图以李之才的卦变图推出所谓的“先天卦变”(见《周易本义》卷首卦变图),结果只能是下卦符合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之序,失败的原因则在于李之才的卦变图根本不是什么“先天卦变”(是从虞翻用辟卦为变母进行卦变之法发展而来)。

朱熹所谓的“先天图”是从六十四卦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来,只是一幅六十四卦圆图而已。所以他主张把邵雍《先天图》内之方图“取出放外”。(6)其八卦小圆图则是由八卦小横图“中分拗转”而来。大小二圆图都不是按照邵雍卦变的“加一倍法”得来的。

正因为邵雍的《先天图》与朱熹的《先天图》圆图由来之不同,其易图模式就有“○”型与“∽”型之分。邵雍所谓“三变而八卦成”,是乾变巽,震变坤,围作原图正好乾与巽接,震与坤接。所谓“六变而六十四卦备”,是乾变姤,复变坤,围作圆图正好乾与姤接,复与坤接,如此就形成一“〇”型模式,而朱熹是以六十四卦大横图中分(复、姤中分),又拗转而围作圆图,横图起乾至坤为“逆”,围作圆图之后起复至乾为“顺”,起姤至坤为“逆”,如此就形成半顺半逆的“∽”型模式。正因为朱熹《先天图》为“∽”型模式,所以《易学启蒙》在解说“直解图意,若逆知四时之谓”时,只能以“圆图右方之序”而为之说,(7)成了顺知二时和逆知二时,此则是针对以大横图中分拗转所成之六十四卦圆图是“半顺半逆”而发。甚至朱熹到了晚年,犹有“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,不知如何”(8)的困惑。

2、卦数之不同

既曰《先天图》寓有“阴阳消长之数”,则邵雍《先天图》圆图就是“圆者数之,起一而积六”,其数为“逆数之,震一,离兑二,乾三,巽四,坎艮五,坤六”(配数也是一“〇”型模式);《先天图》方图就是“方者数之,起一而积八”,其数为“顺数之,乾一,兑二,离三,震四,巽五,坎六,艮七,坤八”。圆图象天之运行,其数自震而至坤,起一而积六,故曰“朔易之阳气,自北方而生,至北方而尽,谓变易循环也”、“时可逆知”,因而其数是震一至坤六的逆数。方图象地之生化,其数自下(贞乾八卦)而上(贞坤八卦),起一而积八,故曰“地之阴在南而阳在北”、“物必顺成”,因而其数是乾一至坤八的顺数。

朱熹则把邵雍方图“顺数之”八数标于圆图之上:乾一,离二,兑三,震四,巽五,坎六,艮七,坤八(配数也是一“∽”型模式)。(9)如此则不是“时必逆知”和“逆知四时”,如此半顺半逆之八数,与邵雍“圆者数之,起一而积六”之说截然不同。这一切皆是因为朱熹的《先天图》是从大横图“中分拗转”而成,并非由卦变之法得来。以黑白块构成的大横图起乾至坤为逆,围作圆图就必然是“又只一半逆”。正因为二者《先天图》的模式不同,其数亦随之有所不同。

3、两仪、四象定义之不同

通观北宋时期的易学著作,大多数人皆以太极为一气,天地为两仪,四时(金木水火)为四象。邵雍亦不例外,曰:“一气分而阴阳判,得阳之多者为天,得阴之多者为地。”又曰:“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,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,于是八卦成矣。八卦相错,然后万物生焉。”邵雍曰:“老子,知《易》之体者也。”这是基于其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之说并结合《系辞》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八卦定吉凶,吉凶生大业”之说而发。邵雍以一为太极(道生一),天地为两仪(一生二),八卦为天地之八象(二生三,其中分“天之四象”与“地之四象”),又曰“八卦相错者,相交错而成六十四也”,则是“三生万物”。

朱熹则以纯阴纯阳的组合为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“十六卦”、“三十二卦”、六十四卦,其大小二横图纯粹是由阴阳爻画的“加一倍法”构造而成。构造此二图的关键则在于必然是“独阳能生”、“寡阴能成”,起始一阴一阳为两仪,至成四象,则一阳分作二阳,一阴分作二阴,至成八卦,则一阳分作四阳,一阴分作四阴,至成六十四卦,则一阳分作三十二阳,一阴分作三十二阴。邵雍则曰“独阳不生,寡阴不成”、“阳得阴而生,阴得阳而成”、“阳不能独立,必得阴而后立,故阳以阴为基;阴不能自见,必待阳而后见,故阴以阳为唱”。显然,邵雍并不主张独阴独阳的“一分为二”说。邵雍此说有所本,《春秋谷梁传》曰“独阳不生,独阴不生,独天不生”;《京氏易传》曰“阳入阴,阴入阳,二气交互不停,故曰生生之谓易”,刘牧《易数钩隐图》曰“一阴一阳者,独阴独阳之谓也。独阴独阳且不能生物,必俟一阴一阳合,然后运其妙用而成变化,四象因之而有,万物由之而生”,等等。而朱熹则受到龟山先生“画个圈子,用墨涂其半,曰这便是易”的启发,进而用黑白条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,从而作出了黑白条块大下二横图。他把阴阳爻各自“一分为二”而“加倍”成象、成卦的方法则是自家的发明,是于古无据的。

邵雍曰:“是故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,四分为八,八分为十六,十六分为三十二,三十二分为六十四,故曰‘分阴分阳,迭用刚柔,易六位而成章’也。十分为百,百分为千,千分为万,犹根之有干,干之有枝,枝之有叶,愈大则愈少,愈细则愈繁,合之斯为一,衍之斯为万,是故乾以分之,坤翕之,震以长之,巽以消之。长则分,分则消,消则翕也。”这是邵雍继“八卦相错,然后万物生焉”之后而说的一段话。其“加一倍法”是指“乾以分之”而言,故有“乾为一”、“一生二为夬”、“二生四为大壮”、“四生八为泰”、“八生十六为临”、“十六生三十二为复”、“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”之说。朱熹则是把邵雍所说万物“合之斯为一,衍之斯为万”的“加一倍法”移植到其以太极为一理,一阴一阳为两仪的理学之上,并因原本阴爻符号“——”不可“一分为二”,于是便改用黑白块替代之而作出大小二横图。(10

4、六十四卦由来之不同

邵雍本《老子》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之说,而谓《系辞》“易有太极”一节是在阐述“易之体”,以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,并反复阐明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交错而来。到了朱熹则主张六十四卦是由“阴阳加一倍法”步步生来。如此其中必然要有“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”(11)的“十六卦”和“三十二卦”,这显然与《系辞》“易有太极”一节所阐述的“易之体”无关。以阴阳二画组合为“四象”,是朱熹的发明(前此的易学著作中无有此说),他只是强调“《易》只是个阴阳”,邵雍不但强调阴阳,而且还强调刚柔,他分八卦为太阳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太刚、少刚、太柔、少柔,这是出于《说卦》“分阴分阳,迭用刚柔,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”之说,而进一步遵循“八卦相错”说得到六十四卦。朱熹则唯以一阴一阳的“加一倍法”为是,自两仪一直生到六十四卦,根本不理会《说卦》“迭用刚柔”和“八卦相错”之说。

二、邵朱言意之不同

正因为邵雍与朱熹的《先天图》由来有所不同,二人之象数有所不同,所以在他们结合《先天图》阐述言意(义理)方面就必然有所不同。邵雍原本是以《先天图》说“天圆而地方”,而朱熹则主张仅以大横图围成的六十四卦圆图为“先天图”,有圆无方,有天无地,因而就不能用来阐明“天覆地,地载天,天地相函”之义。

邵雍原本以《先天图》圆图配以“逆数之”六数而说四季流行,并谓“朔易之阳气,自北方而生,至北方而尽,谓变易循环也”,而朱熹则配以八数,成了半顺半逆的顺知二时和逆知二时。二者所说卦气流行,邵雍之说与古有合,而朱熹之说则是自家的发明。

邵雍原本以《先天图》圆图解说《说卦》“八卦相错,数往者顺,知来者逆,是故易逆数也”一节之义,起坤历艮、坎、巽至乾左旋历兑、离、震(以乾、巽中起分左右)为“数往者顺,若顺天而行”,皆见已生之卦(先见父母而后见六子),起震历离、兑至乾右行至巽历坎、艮、坤为“知来者逆,若逆天而行”,皆见未生之卦(先见六子而后见父母),故曰“夫《易》之数由逆而成矣,此一节直解图意,若逆知四时之谓也”,而朱熹《易学启蒙》则以“圆图之左方”,起震四之初为冬至,离三兑二之中为春分,至乾一之末为夏至,是先见子而后见父,无父则无子,皆是“未生之卦”,不能谓之“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”,是今日而数明日,不能谓之“犹今日而追数昨日”,是“知来则逆”(逆知二时),不能谓之‘数往者顺’。“圆图右方”,起巽五之初为夏至,坎六艮七之中为秋分,至坤之末为冬至,是先见子而后见母,无母则无子,皆是“未生之卦”,仍是‘知来者逆’(逆知二时)。反过来自乾坤“顺行”(自乾左行),起乾三历离兑二以至于震,先见父而后见子,皆是“已生之卦”,是“数往者顺”;起坤六历坎艮五以至于巽,先见母而后见子,皆是“已生之卦”,仍是“数往则顺”。邵雍所谓的“易逆数也”是指震一、离兑二、乾三、巽四、坎五、坤六之六个数而言,而朱熹所谓的“易逆数也”则只有震四、离三、兑二、乾一之四个数。

邵雍原本以《先天图》为“太极之全体”,并谓“万物各有太极、两仪、四象八卦之次”,是一“母包子”的模式,而朱熹则是以太极为母渐次而生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十六“卦”、三十二“卦”、六十四卦,是一“母生子,子在母体之外”的模式(林栗与朱熹的分歧正在于此)。

邵雍原本以《先天图》说:“离东坎西,当阴阳之半,为春秋昼夜之门也。或用乾,或用离坎,何也?主赢而言之,故用乾也;主赢分而言之,则阳侵阴,昼侵夜,故用离坎也。乾主赢,故全用也,阴主虚,故坤全不用也。阳侵阴,阴侵阳,故离坎用半也。是以天之南全见而北全不见,东西各半见也,为称阴阳之限也。故离当寅坎当申,而常逾之者,盖阴阳之溢也,然用数不过乎寅,爻数不过乎申。或离当卯坎当酉。”而朱熹以大横图围成之六十四卦圆图就全然没有了这些含义,于是《易学启蒙》就改变原文作:“坎离者,阴阳之限也。故离当寅坎当申,而数常逾之者,阴阳之溢也。然用数不过乎中也。”如此把“用数不过乎寅,爻数不过乎申”改作“用数不过乎中”,则不知其所云,无法以《先天图》为之解。

邵雍原本说“先天学,心法也,故图皆从中起”,并曰:“无极之前,阴含阳也,有象之后,阳分阴也。阴为阳之母,阳为阴之父,故母孕长男而为复,父生长女而为姤。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。”所谓之“图从中起”,是从乾、姤与坤、复上下之中线而起,并非自圆图之圆心一点而起。而朱熹则把方图“取出放外”,以“中间虚者”为太极,六十四卦初爻为两仪,初二爻的组合为四象,初二三爻的组合为八卦,乃至六爻的组合为六十四卦。显然,有失邵雍“先天学”之心法,并不能用来解释“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”。邵雍原本以《先天图》说“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”,可用《先天图》解说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中一些文字的含义,而朱熹则仅仅局限于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解说“太极一理”而已。

总之,邵雍对张岷讲学时所言(既是后来邵伯温整理之《观物外篇》),很大篇幅洋洋数万字是以其《先天图》立说,因而有“图虽无文,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,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”之说,而朱熹仅以半顺半逆的六十四卦圆图立说,不但无法说“天地万物之理”,甚至还不能自圆其说。正因他不懂邵雍的“先天卦变”,也就不知《先天图》为邵雍自得之图,于是对《先天图》的由来,方有“希夷之前元有,是方士辈私相传授底”的错误推断。

三、朱熹为什么要改造邵雍的易图并发挥演变其“先天之学”

象数易中的图书学兴起于北宋,三卷本《易数钩隐图》卷下列有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,邵雍有《先天图》,周敦颐有《太极图》。按两宋间人朱震的说法,这些图的根源皆出于华山道士陈抟。实则真宗朝的彭城刘牧只著一卷本《易数钩隐图》,说八卦是从太极、两仪步步生来,并没有圣人则“河出图,洛出书”而画八卦之说。其弟子黄黎献著有《续钩隐图》。仁宗朝的李觏所见三卷本《易数钩隐图》,是黄黎献的弟子吴秘献书朝廷之后而出现的版本,大概是吴秘把《续钩隐图》与一卷本《易数钩隐图》合为一书。由此推断,三卷本卷下出现的黑白点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很可能出于黄黎献之手。这就是说,黑白点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,既不传自陈抟,也不出于前刘牧之手。(12)至于《先天图》乃是邵雍自得之图,对比李之才“卦变图”与邵雍《先天图》卦变方法迥然不同,亦知是图既不传自陈抟,也不传自李之才。周敦颐《太极图》更是自得之图,而见于《正统道藏》的“太极先天之图”实是本朱熹改造之《周子太极图》演变而来。(13)北宋时期的文人学者并不讳言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道教典籍中的概念和命题,甚至真宗时宰相王钦若还主持集结了道教的典籍,至徽宗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。邵雍不仅身着道装,而且还在其著作中赞扬老子、庄子(如“《老子》五千言,大抵皆明物理”、“庄子气豪”等),并引用出于道教典籍的“无极”等概念而立说(周敦颐亦云“自无极而为太极”)。到了南宋偏安于一隅之时,在朱陆“鹅湖之辩”中,陆九渊以“无极”出于《庄子》为据而辨周敦颐《太极图》与道教的渊源关系,则知此时儒道二家的门户之见已深。朱熹之所以表彰《太极图易说》与《易通》,把周敦颐抬高到“继绝学”大儒家的地位,这是有其时代背景的。同样,朱熹互易三卷本《易数钩隐图》之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之名,又改造周敦颐《太极图》及发挥演变邵雍的“先天之学”,都是有意而为之。其目的就是要使儒道二家泾渭分明,而把周敦颐、邵雍的学问归纳到儒家的门户之中。他曾批评《老子》,曰:“有是理即有是气,气则无不两者,故易曰太极生两仪,而《老子》乃谓道先生一,而后一乃生二,则其察理亦不精矣。”又曰:“老氏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亦剩说了一个道,便如太极生阳,阳生阴。至二生三,又更无道理。”(14)这就使人明白朱熹为什么要把邵雍说易卦数的“乾以分之”的“加一倍法”移植到《系辞》“易有太极”一节,用阴阳的一分为二、二分为四、四分为八、八分为十六、十六分为三十二、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而说“伏羲画卦”过程的用意了。如果说朱熹心中明知邵雍“先天之学”的模式与《老子》有关,则不会是后人的猜想。

邵雍曰:“先天之学,心也;后天之学,迹也。”又曰“起震终艮一节,明文王八卦也;天地定位一节,明伏羲八卦也。”所谓的“先天之学”是心法之学,是无文字言语的“心易”,而一切有文字图形记录的都属于“后天之学”的范畴。“天地定位”一节与“起震终艮”一节都是《说卦》中的文字,都是“后天之学”的内容。朱熹把邵雍称之为“易之本”的伏羲八卦说作是“先天之学”,则是从概念上对邵雍“先天之学”的根本改变。《文言》曰:“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。”太极之道先于天地而存在,连天都不能违背;有了天地之后,天依然奉道而行。邵雍的《先天图》是以有后天之迹的易图去思维先天地而有的太极之道,故曰“先天之学,心法也”。而朱熹却把有文字卦象的《周易》一分为二,谓有“伏羲之易”,与“文王之易”,以前者为“先天之学”,后者为“后天之学”。朱熹曾答人曰“文王之易既见今之《周易》”,而又谓其中有“伏羲之易”,实在是自相矛盾。这样的说法,根本不是邵雍“先天之学”为“心易”的本指。

“道”和“太极”是我国古代哲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。“道为太极”、“心为太极”,这是邵雍的说法,“太极只是一个实理”、“太极,形而上之道也”,这是朱熹的说法。正因为二人对道与太极的定义不同,其各自的“先天之学”就必然会有本质上的差别。强调“太极为一理”,这是朱熹建立其理学系统的关键,从自己的理学体系出发,把北宋时期的一些易图拿过来改造之后为我所用,这就是朱熹之所以要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《先天图》《太极图》加以改造的动机。他把本出《易数钩隐图》卷下的《洛书》生数与成数两幅图(后经李觏合为一图)改称之为“河图”,是因为如此改造方合于《系辞》所言天地数之理。他把周子《太极图》的“动阳”与“静阴”改作“阳动”与“阴静”,是因为如此改造方合于自己“太极一理”、“不会自动静”、“理乘气”、“阴阳只会动静”之说,而周子谓“太极动而生阳,静而生阴”,是太极有动静,朱熹的“太极一理”说,则主张太极自身不会有动静;他改造周子《太极图》原有的图层关系,是有意回避原图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模式;他更改原图“分土王四季”为五行相生,为的是以爻画的组合为“四象”。

由此,朱熹发挥演变邵雍的“先天之学”也并不奇怪,似乎不能说他(包括蔡元定)对邵雍的学问一知半解。而能有如此“脱胎换骨”的改造,倒是表明了朱熹的确是一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大学问家。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区分邵雍与朱熹各自的“先天之学”,则会有益于对两宋道学的研究。

作者简介:郭彧,原名郭宝彧,男,194112月出生。现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,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、秘书长助理。1989年始专门研究《周易》图书学。与李申先生合编《周易图说总汇》一书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荣获国际易学伯崑奖),《周易图象集解》、《京氏易传导读》、《易图讲座81讲》、《河洛精蕴注引》、《“风水”史话》、《邵子全书(附注)》等书,另有《河洛津涉》、《易图钩隐》、《易图学指要》、《续四库提要辩证》等书稿。在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国际易学研究》、《周易研究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。